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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广昌:创业很苦,但像火焰,燃烧着,很痛快!

时间:2019-04-01 11:24来源:zzox.cn转摘自网络 作者:折折券 点击:
可以说,在1992年初之前的两三年,整个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不少党内人士产生了严重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引发的巨大波澜,让很多人感受到了空前的政治冲击,也让很多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一大批官员、学者纷纷走出体制,投身商海,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下海潮。

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现代企业家群体正式登场。

是年,陈东升、郭广昌、毛振华、田源等一批人,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下海创业。这批人,深谙体制之长短,迅速抓住历史性机遇,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很快崛起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佼佼者,形成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民营企业家群体——“92派企业家”。

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下海潮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彼时,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封锁,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有一项数据记载,1991年,我国私营企业利润下降达67%,一时间,许多私营企业不是歇业关门,就是纷纷又戴上了“红帽子”。

当时,已是四川有名的“饲料大王”的刘永好兄弟们,正踌躇满志、满怀热情地畅想企业的美好未来,这样一场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让他们陷入了发展的迷茫。一时间,过去经常去企业视察的领导不再去了,企业采购、运输、销售很多环节开始受阻,竞争对手告他们“投机倒把”。

可以说,在1992年初之前的两三年,整个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不少党内人士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姓“资”姓“社”的思潮,开始重新占据思想和舆论阵地。刘永好兄弟的境遇并非偶然,也非孤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让邓小平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时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楠的搀扶下,悄悄地登上一列普通绿皮火车。这趟列车的运行轨迹,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南巡期间,邓小平告诫人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谁不改革,谁下台。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大胆地闯、大胆地干。

“南方讲话”犹如黄钟大吕,压倒了“左”倾思潮的瓦釜雷鸣,冲破了“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加速了对内开放、对个体私营经济开放的步伐。

在“南方讲话”精神指导下,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私营经济理论和基本政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会议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且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引发的巨大波澜,让很多人感受到了空前的政治冲击,也让很多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一大批官员、学者纷纷走出体制,投身商海,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下海潮。

1992年,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转点,成为一批人改变人生轨迹、实现人生价值的契机。

催生庞大的“92派”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还在《改革》杂志担任主编的吴敬琏去广东作报告,讲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主题,会场往往人满为患,官员、企业家,甚至学生都会去向他询问民间创业的前景。“我从中预感到,改革大潮已在涌动,民间创业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多年后,年届80多岁的吴敬琏,仍然能清晰地忆起当年的情景。

邓小平南方谈话,不光令人们的内心有了波澜,并且也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国家体改委随即公布了两个文件,即《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而这两份文件,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点。

有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再加上这两份规范文件的出台,一场蔚为壮观的“下海”潮平地而起,一大批官员、学者从体制内出来投身商海。

这一年,浙江东阳人郭广昌刚满25岁,他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已有3年。大学老师,这份看起来既稳定、又体面的职业,如果当年没有选择辞职下海,或许多年后的今天,郭广昌已是站在讲台上的知名教授,亦或是各大峰会专家席上的常客。

彼时,比郭广昌大10岁的湖北人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官至厅级。

陈东升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的大学同学,同时也是湖北老乡的毛振华,当时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任处长一职,捧着着令人羡慕的“金饭碗”。

这三位年轻人,虽然身处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但无一例外,都是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精英。然而,邓小平的南巡之旅,让他们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郭广昌坐不住了,他拿着原本准备用来出国留学的3.8万元借款,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创业。在当年,郭广昌的月薪不过每月二三百元,3.8万元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一旦创业失败,则意味着,至少10年的工资收入打了水漂。

郭广昌:创业很苦,但像火焰,燃烧着,很痛快!

郭广昌心里明白,放弃这样一份稳定工作,选择创业这条路,即意味着前途未卜。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放手一搏,“这未尝不是一条更好的出路。”

与郭广昌相比,学经济学出身,且年长一些的陈东升,下海之路则显得更为笃定和自信。早在创业之初,他就计算好了“下海”的机会成本,要么“当部长”,要么“创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而毛振华,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一段时间里,除了把国家体改委刚公布的两大文件,天天揣在怀里,逐字逐句摘抄、研读外,还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中南海骑到东单陈东升的家,作为从本科到博士一直相伴而读的同学,他们曾经无数次交流过彼此的创业设想,经常整宿整宿地聊,夜深了就抵足而眠。

后来,离开体制后的陈东升,创建了如今被称为“中国索斯比”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他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谈起当年下海的原因,陈东升说在发起评选中国企业500强后,他的观点彻底改变了,意识到只有实业救国是根本的,经济决定一切;如果没能拥有一大批世界顶级企业,经济强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毅然决定下海。他说:“我下海的原因,在中国企业家当中也是少有的。我觉得很高尚。”

就在陈东升创办嘉德的半年后,毛振华也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辞职,决定从事信用评估,他要做中国第一家像标准普尔和穆迪那样的评级机构,于是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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